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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联书店前总编的“做书经”
2017年3月29日

三联书店前总编的“做书经” 书名:做书 豆瓣评分:8.5分(109人评价) 博主评价: 未评价很差较差还行推荐力荐 来自豆瓣读书资源

前不久,三联书店的前总编李昕在微博上撰文批评台湾作家龙应台,称其对三联书店绝情无理,过河拆桥,不遵守游戏规则。龙应台此前的作品均在三联书店编辑出版,《目送》《亲爱的安德烈》《孩子你慢慢来》都是年度畅销书,仅《目送》一书就卖了170万册。按说,这样的良好势头,意味着作家会更愿意把自己以后的作品交给这家出版社,但自从2014年开始,龙应台的作品已经转投到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理想国旗下。李昕在文中对这种“背叛”的行为感到不满和愤怒,其中提到为了和她续约,三联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,一再写信和打电话,为了续约问题可以飞到台湾面谈如此等等,但最终的等待是一场空。李昕说:“龙应台没有做任何回应和解释,就单方面决定和三联拜拜。那种绝决,那种反常,那种不近情理,令人诧异,百思不得其解。”

这件事里有几个信息值得注意,李昕撰文时,他已经退休,某种程度上,这不是代表三联书店说话,最多代表一个老编辑的愤懑情绪,这也说明“毁约”事件在他心里梗了很久,不吐不快。另外一点,龙应台并不是单方面撕毁合同,她只不过是在合约期满之后,并未续约。至于原因,我们这些外人就不乱猜了。三联书店当然是一家首屈一指的大社,很多作者都以能在三联书店出版为荣,但这并不意味着三联书店是唯一一家好的出版社,更不意味着作者不可以找新东家。市场经济环境下,只要不违背合同,不欺瞒合约,没有签下卖身契,人人都有东奔西走的自由。说白了,龙应台唯一没有遵循的游戏规则,就是转签之前没有提前打招呼而已。话说回来,三联书店把龙应台捧红了,书也销量很好,为什么她还甘心冒着被指责的危险转投别家,三联书店应该冲着这个思路多考虑问题。

无独有偶,在李昕的《做书:感悟与理念》中,还有一个对应的例子。王蒙是三联书店的老作者,李昕也与之相交甚好,多年来合作出版了不少书,有一年约好了要把他关于《红楼梦》随笔交给三联书店,李昕自然很是高兴。但后来这本书阴差阳错转给了其他出版社,李昕听说后多少有些诧异。王蒙解释说,那一家出版社开出的条件很高,无论版税还是首印数都比三联好,所以就交给别家了——这个例子到现在为止,跟龙应台事件如出一辙——但后面的发展就变了。李昕在书中说,他一时觉得很尴尬,但是也不能不理解王蒙先生,谁不愿意自己的书卖得更好呢?他随后告诉王蒙:“您的话引起我们的反思,可能是我们的工作有差距。三联应该放下身段,参与竞争。我们对您的著作是高度重视的,所以今后在同等条件下,我们愿意加入竞争。”

话说得好,如果考虑问题都是这个思路,三联书店的招牌依然能屹立不倒。但是为什么几乎相同的事件,会出现两种处理问题的思路呢,一个是指责作者背信弃义,一个是反思自己不参与市场竞争。看来作者的待遇也不尽然是相同的。

《做书》是李昕在三联担任总编辑期间的经验总结,与近年来的老顽童沈昌文四处撒网,多方出击,为人作序,撰写回忆的劲头不同,李昕的做书的经验是通过各大高校的讲座方式散播出去的。相对来说,这样的讲座形式值得借鉴,因为他传递出的还是一种编辑的专业和职业方面的经验。但对我这样的普通读者来说,这本书最大的看点不是那些枯燥的数据和编辑的能力分析,而是那些穿插其间的出版八卦、内幕和故事。如果没有了这些东西,这本书的精彩程度要大打折扣了吧。

我认识很多出版社的编辑,很多优秀的编辑是因为对写作的好爱才选择这份工作,但对于老编辑而言,编辑本身就是他们的爱好。我亲近前者的朝气蓬勃,也敬佩后者对编辑的倾心投入。但是纯粹的编辑,写作能力总是稍弱,所以李昕在《做书》中的讲述多少有些无趣,不像老沈昌文和俞晓群这样的写作型编辑出版家,他们总是在出版与写作之间转换自如,将自己独特的人生经验通过那些文字生灵活现地表达出来。不过,《做书》与一个好处,这是对编辑经验的系统总结,涉及到出版编辑的各个层面,这是那些零散的文字不能比拟的。

好的出版社是靠读书人的口碑日积月累出来的,口碑的厚积薄发当然是因为那些可以传世的图书。国内的出版社中,三联书店和商务印书馆的历史最久,好书最多,名家更为青睐,自然会吸引众多读书人。前文也提到,众多作者都会以在三联书店出书为傲,这是一种品质和资历的象征。但是近些年,市场经济环境下,很多民营公司介入出版业,说不好听点是“搅乱”了传统的出版环境,好听的话说是引入了竞争意识,让那些从不重视市场的传统出版业不得不重新审视、打量和规范化自己的出版化流程,以适应新的出版市场。现在的出版业,再也不是三联和商务一统天下的世界了,现如今很多作者都开始意识到,那些新锐的出版公司,重视市场和宣传,在保质保量的情况,通过各种手段让读者更大幅度地接触到图书,这种新颖而有效的编辑出版已经逐渐赢得了认可。更多的人会以在理想国、世纪文景、楚尘文化、三辉等各种出版社和图书公司出版为荣。这是一个让更多读者有更多选择的时代,这是一个让图书日益成为文化商品的时代,如果想要在这种出版环境中赢得更多的读者群的尊敬,需要那些传统的出版社和抱残守缺的编辑转变出版理念,逐步适应这种书籍的新的市场化方式。

从这个意义上,李昕《做书》只是一个老编辑面对新市场的反思,借用那个著名的“挑战-回应”模式来分析这种编辑的心态,无论是讲究“策划先行”的敏感嗅觉,还是“功在案头”的编辑能力,无论是提倡“以文会友”的选题策略,还是讲究“创新与增值”前瞻意识,这些都是需要编辑学习的,以不变应万变的分析能力。

当然,既然都是在学习转型,失败是不可避免,成功反而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。李昕在《做书》中反复提及的两个例子,林青霞的《窗里窗外》在理想国出版之前,李昕曾经“跟踪”了三年多,一心想让林青霞在三联出版这本随笔,但他对这本书的估计还是保守了很多,定价50元,首印8万册,并不能让林青霞满意。后来理想国的老总刘瑞琳出手大气,报了首印16万册,定价78元(出版时提高为88元),才一手拿下这本书的合同。李昕后来反思说,这是《理想国》富有激情和想象力的、大胆的营销策略的成功,而这一点正是这些老派出版社所欠缺的市场意识。

另外一个成功的例子是傅高义的《邓小平时代》。这本书简体版版权曾经有三十多家出版社争夺,三轮淘汰战之后,只剩下了三联书店和上海一家出版社,李昕回忆说,最后阶段跟傅高义面谈,他解释三联的做法,因为这本书涉及到很多敏感章节,需要审稿专家审定,三联会针对最终的删改结果作出自己的预测,并且保证与作者进行提前沟通,他最终的报价在30万册到50万册之间。正是这种站在作者立场上的认真态度打动了傅高义,让他最终决定把这本书交给了三联书店出版。这里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,最后告别的时候,傅高义跟李昕握手说了一句话:“我很欣赏你们的权术。”李昕说他理解这个“权术”是指的他们的出版策略,即出版总比不出强,删改也需要妥协,而妥协是一种无奈的策略。正如在后期宣传这本书的时候,因为是领导人的传记,按照国家的规定是不允许媒体大肆渲染和报道的,三联方面苦于这种宣传的缺失,反其道而行之,既然不让媒体宣传报道,至少可以做广告宣传,所以他们在《人民日报》和《光明日报》这样的主流媒体上,砸下了34万,做了两个整版的彩色广告。这一行为算是出版界的大动作了,但是对于最终八千万的销售成绩来说,确实值得这样的广告投入。

我一直认同出版过海明威、菲茨杰拉德和托马斯·沃尔夫的编辑麦克斯·珀金斯的出版理念,即编辑的工作,并不像过去那样主要局限在检查拼写和标点符号,确切地说,得知道要出版什么,怎样获得书稿,怎样才能促进它最大程度地吸引读者。总而言之,一名优秀的编辑不但具有非常独到、极其敏锐的判断力,还要具备激发作者写出最佳作品的能力:“对他的作者们而言,他应该更像一个朋友,而不是什么苛刻的工头。他全方位地帮助他们。如果需要,他会帮助他们确定作品的结构;给书起标题,构思情节;他可以是心理分析师、失恋者的顾问、婚姻法律师、职业规划师,或者放款人。在他之前,几乎没有一个编辑对书稿做了那么多工作,然而他总是坚守自己的信条:书属于作者。”听着这更像一个完美的朋友,而非编辑。或者说,我们已经没有这样的编辑了。

思郁

2015/12/4

做书:感悟与理念,李昕著,商务印书馆201510月第一版,定价:39.80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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